清朝末年，国力逐渐衰退，统治阶层内部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声音，其中洋务派提出了“自强、求富”的主张。这一思想的兴起，推动了清朝政府开展洋务运动，旨在通过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来振兴国家。

第一次鸦片战争后，清政府决定建立北洋水师以增强海军实力，但由于清朝没有根本性地改变政治体制，军事力量空有外形，却难以承受真正的冲击，最终在甲午战争中遭遇了惨败。

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标志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开始加速。与此同时，慈禧太后作为政府的最高领导人，她的身影却逐渐模糊，且她的行踪成了人们的疑问。慈禧究竟在何处避难，又是如何回到北京的呢？

1898年，光绪帝在改革尝试中遭遇了重大打击，戊戌变法经过103天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，光绪帝被囚禁，六位变法的重要人物也在此变法中丧命，历史上称之为戊戌变法的失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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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，清朝的内政已经陷入混乱，慈禧太后有意废除光绪帝，但因为各国的压力，她始终未能付诸实施。这使得慈禧对西方列强产生了深深的怨恨。

就在这个背景下，德国对山东的侵略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应。受压迫的农民们组成了义和团，开始进行反清反洋的活动。很快，这股反抗力量蔓延开来，义和团的规模迅速壮大，最终引起了清廷的注意。

慈禧太后听闻此事后，派遣军机大臣刚毅前往调查。当刚毅回到京城报告义和团的庞大规模，并建议可以利用这一民间力量对抗外来侵略时，慈禧太后决定放任义和团继续壮大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他们。义和团因此进入京津地区，开始展开针对西方列强的暴力行动。

西方列强不满清政府对传教士的保护不力，迫使清廷放宽对传教士的控制并赋予他们治外法权，这一行为深深激怒了义和团，开始攻击教堂等西方的象征性设施。义和团的激进行动迅速引起了西方列强的愤怒，各国的外交使节纷纷要求清政府采取行动镇压义和团。然而，慈禧太后本就深怀反感西方列强，她未曾理会这些要求。

进入1900年，西方列强开始采取更为激烈的措施，要求清政府迅速镇压义和团的暴动，但无论压力多么迫切，清政府始终未作出有效回应。义和团不断壮大，更多的清军士兵加入其中，西方列强开始预见到清政府不会采取任何行动，决定联合出兵进攻。五月份，各国使节在北京召开会议，策划如何联合出兵，提出以“保护使馆”为名义进军北京。

到了5月30日，八国联军已集结在北京和天津租界周围，集结了约两千人的兵力，意图进攻北京。6月6日，八国联军正式通过战争决议，全面开战。慈禧太后依然未意识到西方列强的军事实力，带着她那根深蒂固的排外情绪，6月21日，她决定宣战，向列强宣布中国与他们的开战。然而，两个多月后，北京就已经陷落。

1900年8月13日，八国联军抵达北京城外，开始攻击各大城门。14日，北京沦陷。慈禧太后这时才深刻意识到自己国家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巨大差距。15日清晨，慈禧匆忙逃离了紫禁城，逃亡过程中她未带足人手和财物，甚至连银子都带得极少。

于是，慈禧踏上了所谓的“西巡”之路，实际上是一次仓促的逃亡。最初，她带着少数随从来到了颐和园。消息传到各地，王爷和皇室宗亲纷纷前来协助，大家在颐和园商讨逃亡路线，决定一路向西。

而百姓在得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，也纷纷四散逃命。在动乱中，百姓的生活更是痛苦不堪，他们不仅要躲避战火，还得承受军队的掠夺。慈禧在逃亡途中，曾遇到一个贫困农家，虽是有钱，但也无法买到食物。最终，她用翡翠交换了一些窝窝头，尽管饥饿至极，她仍勉强吃了下去，且津津有味。

慈禧的逃亡非常匆忙，身上的银两很快就所剩无几。正如吴永在《庚子西狩丛谈》中所述，“暮至贯市，帝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”，足见她的困苦。直到地方官员送上小米绿豆粥和鸡蛋，她才感动得泪如雨下。

一路逃亡，慈禧最终来到了山西祁县。当地的富商乔致庸提供了十万两白银帮助她度过难关。慈禧在乔家大院暂住时，乔致庸并未索求任何过多的回报，只是希望得到一幅慈禧亲笔所题的字，作为对他帮助的奖励。慈禧欣然应允，并为乔致庸题写了“福种琅嬛”四个字。虽然从今天来看，这样的交换显得不太划算，但对乔致庸而言，这四个字却是他做生意的护身符。

这四个字被做成了匾额挂在乔家大院的门头，每当他做生意时，大家见到这一符号，都会多给他几分面子。也正是这些字，给乔家带来了后续十余年的安稳和繁荣。可以说，乔家深知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，凭借这四个字，乔家迎来了新的繁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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